新华网 （ 2009-09-22 08:52:24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1949年2月7日

1959年10月12日

1967年1月13日

1975年2月3日

1976年9月20日

1979年1月1日

1984年4月30日

1985年9月23日

1997年3月3日

1999年6月7日

2005年6月27日

2007年1月22日

2008年5月26日

2009年9月28日

《时代》笔下讲述的中国当然始终是建立在西方视角之上的，不过，我们不妨透过这面“西洋镜”，看一看其映射出的中国形象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60年，中国人有太多值得庆祝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追逐世界权力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9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上，9月28日的杂志提前出现，除美国主刊外，其亚洲、欧洲和南太平洋版封面主角皆为中国：金边红心的五角星占据整个封面，“中国时刻”的字样嵌在中央。这篇题为《通往繁荣之路》的文章开篇这样写道。
    在《时代》创刊整整86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这本杂志将繁荣二字直接用在一个“超级大国”的身上，也是第一次，将中国与世界权力一词并排印刷。
    如果综观这本杂志历年对于中国的有关报道，你会发现，从对红色政权的恐惧观望到放下身段后的质疑，某种程度上，《时代》周刊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测量发展中国进程的全新样本，而回顾那些曾经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中国话题，也许可以让我们对过去60年进行一次清醒的回访。

1949～1977：悲观审视，遥望“恐怖中国”

    这是中国亮相《时代》封面最为密集的时间段：28年的时间里，有21次封面给了这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蹒跚前行的国家；这也是对中国误读最为严重的时间段：从毛泽东背后爬满的蝗虫、到对台湾耽耽盯视的巨龙、再到有色眼镜下被扭曲的周恩来；深层误读的背后，是西方国度对于红色政权的模糊恐惧：《橡皮共产主义者》《疯狂的跃进》《饥饿的巨人》《孤航》……这些标题饱含悲情色彩，弥漫着难以言说的孤独与可怖，彼时的西方对中国既有恐惧又有疑惑，他们用“狂热”和“非理性”来形容彼岸的中国。
    《时代》对于新中国的认识始于1949年，这一年的2月7日，在蒋介石8次登上《时代》封面之后，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这篇报道的背景是，美国人眼中的亚洲英雄蒋介石眼看失去了中国，而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将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这篇封面报道洋洋洒洒近4000字，绝大部分事实引自埃德加·斯诺写在12年前的《红星照耀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这些二手事实，作者还是发出了感慨：“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拼命想抓住未来，但未来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代》第9次将目光对准中国，10月12日，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为封面人物。题为《呆板的人》的封面文章和满纸的忧虑证明，10年过去了，美国依然没有停止唱衰中国：被孤立的中国、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中苏关系陷入僵持。在文章中，刘少奇塑造成“呆板”、“受制于人”的晦涩形象，这个形象成为《时代》眼中的全部，封面上，神色忧虑的刘少奇背后，是数不清的红色蚂蚁。
    1967年1月，《时代》的开年之作继续将目光投向被文化大革命烘烤得失去理智的中国，毛泽东成为封面人物。他目光炯炯，眉头紧锁，长城化成一条巨龙，将他紧紧围住，形成困局，旁边的文字与画面暗合：《混乱的中国》。在以《蝎子的舞蹈》为题的封面报道中，记者以一种受惊的语气描述了文革中的中国，那种膨胀的热情显然吓到了他，而“蝎子”临死前挣扎状似舞蹈的比喻更暗示疯狂的运动是国家颠覆的前兆：中国到底是要走向清洗后的纯粹社会主义，还是会引火烧身，最终自我摧毁？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时代》始终都在以一种偏见式悲观视角来遥望东方，那么这种悲观在1976年几乎达到极致——这一年是国殇之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领袖相继去世、一场大地震将唐山夷为平地，没有哪一年的悲痛来得如此密集。9月20日，《时代》以“后毛泽东时代”的封面向中国这伟人表达了迟到的敬意，《舵手去世》的封面报道对毛泽东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但它也在担忧，失去舵手后，中国这艘巨轮将航向何处。

1978～1998：喜忧参半，几度“垂青”邓小平

    世界在这二十年间经历剧变，经济衰退磨掉了西方人的锐气、国家与国家之间愈发紧密的联系、中国国内一场颠覆自我的变革……东方的崛起令人震惊，同时也让人们发现了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中国。2005年，马丁·雅克在《卫报》一篇评论中这样谈起1978年：1978年的尝试创造了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使世界重心东移，权力不再只掌握在欧美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美国人看到了中国融入西方的“希望”，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日趋强盛的中国又令美国政府深感不安。也是从这一年，《时代》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和笔触来审视中国，当然，这种审视，依然充满质疑和忧虑。
    “让中国睡吧，她一旦醒来，世界会感到遗憾。”1958年，毛泽东为封面人物的时代周刊曾经引用过这句话，20年后，当邓小平于1979年元旦再次登上时代封面并被评为1978年度人物时，这句话经加工后再次出现，“中国？那里躺着一个睡着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一旦醒来，他将改变世界。”在以《邓小平的梦想》为封面标题的文章序言中，记者第一次用一种毫不吝于赞美的句式开场：“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壮举！”同时，面对那些迅疾的变化，《时代》也感到疑惑：西方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可以这么迅速地颠覆了自己？这就像让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硬币上掉头。
    大概没有谁能够如此密集地登上《时代》封面。仅仅从1978年12月底到1979年2月初，不到一个半月，邓小平连续三次成为封面人物。1979年1月28日，正值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应邀访美。2月5日的《时代》封面上，邓小平再次成为封面人物，旁边大字标题写着：邓到访了。“一个小个子的（才5英尺高），上了年纪的（74岁）中国绅士从华盛顿附近的机场降落的白色波音707上走下，开始了他兴奋的、长达一周的美国访问。”而这次访问，被公认为一次“蜜月之旅”，期间邓小平头戴牛仔帽，向美国挥手致意的友好自信形象也定格在中美友好交往的历史中。
    1997年，邓小平的辞世不仅令整个中国万分悲伤，同时也令大洋彼岸的美国备感失落，在3月3日最后一次以邓小平为封面的《下一个中国》专题中，《时代》周刊的记者以晦涩而模糊的笔触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的悲观，在这篇文章中，美国对于邓小平离世的矛盾心态一览无遗：他们肯定中国的改革，但担心下一任政府会偏离方向；他们不回避中国的巨变，但坚称这是对社会主义抛弃的结果；中国的增长令他们折服，但同时也令他们万般焦虑……文章最后对中美关系作出悲观性预测：“中国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造成“种种不安定因素”存在的可能。最重要的是，一如1976年毛泽东离世的那期专题，20年后，面对中国邓小平的时代的结束，美国所表现出的，仍然是不安与忧虑：邓小平之后，中国将何去何从？

1997～2009：浓墨重彩，多维视角讲述中国故事

    事实上，在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时代》主刊对中国的关注明显减少，克林顿访华、加入WTO、成功举办奥运都没能让时代纳入封面进行剖析，但仅有的几次封面报道却堪称声势浩大。
    2005年6月27日，已逝世近30年的毛泽东头像背靠长城再次出现在《时代》封面，成为中国缺席《时代》封面长达7年的终结。一组长达20多个页码名为《中国的新革命》专题报道中，文章以中国崛起为主线，从中美之间日益繁密的关系、中国社会的变化、美国大企业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全面解读中国的经济、社会、人权等情况。在这张充满波普艺术风格的画像上，毛泽东身穿布满“LV”标识的中山装，散发出强烈的光芒，这是《时代》的隐喻，也是对中国这场新革命的西方式解读。
    2007年，《中国：一个王朝的黎明》的封面以长城和喷薄而出的红日为背景，“当美国身陷伊拉克战争无法脱身时，一个新的超级权力已经来临，我们应如何面对？”正如封面的寥寥数语所展现的那样，美国对于中国的威胁感随着自身的乏力而日渐强烈，以至于一向老成持重的《时代》要躬亲献策，告诉小布什如何才能与中国打交道。
    2007年之后，《时代》主刊没有再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大地上。而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创办的亚洲版则承担起用多维视角关注中国并呈现变迁的责任。
    政治方面，《时代》亚洲版保持了与主刊相同的关注角度。1999年9月27日，中国50周年国庆，《时代》亚洲版封面将新中国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聚在一起。2002年4月22日，胡锦涛登上《时代》亚洲版封面，微笑着的胡锦涛挥手致意，下面的大字标题是《开始认识胡》。
    相较于政治报道的传统处理方式，《时代》亚洲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报道更加立体。1999年3月1日的封面上，烟雾弥漫的道路上，中国人一手骑自行车一手捂住口鼻，封面故事《中国喘气》讲述中国环境污染问题；2000年2月28日的亚洲版封面故事谈论的是网民和网络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封面上中国青年头戴绿色军帽，传统帽沿上的红五角星被改成@图标。而回顾《时代》亚洲版的2008年，就会发现，从中国年初的雪灾、到四川地震、再到8月份的奥运，中国人经历的大喜大悲都被这本杂志一一呈现。

    60年里，《时代》对中国的叙述有偏差也有真相，它的视角几经调整，对中国的观察也愈发成熟，不可否认的是，《时代》的讲述始终建立在西方语境的基调之上，但透过这些或客观或偏颇的封面，我们能够看到的，皆可被概括为一个现象：世界在变，中国在变。   
    60年前，毛泽东代表一个新的政权登上《时代》封面，60年后，中国以一颗闪亮红星的形象使这一时刻永恒。这是一本西方杂志的见证，也是一个国家60年的不断寻找；这是《时代》的故事，也是中国自己的故事，更是一本杂志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故事。
    正如《封面中国》一书作者李辉所说：时间在延续，类似的或完全陌生的故事仍将发生。中国的人物或事件，将以何种面目再度出现在《时代》乃至其他杂志的封面上，将是未来某一天的讲述。